英国脱欧(Brexit)让世界在2016年上半年震惊不小，下半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横空出世，更让人感觉意外。

　　世界局势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这在2016年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不确定该从2017年正式登场。不论是英国脱欧带来的动摇，还是特朗普上台百日间将出现的美国混乱，2016年埋下的种子，2017年开始生根发芽。至于最后是否会绽开数朵奇葩，或者出现何种结果，无人知晓。在世界广袤的大地上，以简单树立一个假想敌国，单纯主张本国利益的民粹主义将更加“发扬光大”。

　　这如同在电影馆里，本来坐着看挺舒服的，但前排一定有人要站立起来，觉得这样看得更舒服。于是后排的人也只能站起来看，很多人的不满，搞得电影院气氛紧张。过分强调个人(国家)利益，带来了全场(世界)局面的紊乱。

　　《不确定的时代》( The Age of Uncertainty)，是由财经编辑转为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10月15日 - 2006年4月29日)，在1977年出版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今天我们读起来也依旧具有参考价值。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存在各种风险，人们也有应对风险的能力，但世界远比存在各种风险要复杂。我们不知道下面会出现何种风险，不知道克服风险后会迎来哪些机遇。国家政局及政策的稳定，该是规避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

　　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

　　世界局势的变化本来是有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往往从我们阅读的书籍及报纸杂志，看到的电视节目中，通过提取典型事列，分析其影响力，然后找出大多数人同意的规律来。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英国或者美国投票的现场，去一个一个地问投票人的意愿。从我们能够阅读的报纸看，英国不会脱欧，美国民众也不可能选举特朗普当下任总统。

　　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精英，在2016年的这两件大事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回顾2016年我们在美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时，最让人感到无言以对民众的是，几乎所有舆论只看到了美国精英们的言论，而对大众的呼声基本没有听进去。在全球化进程中，变得愈来愈富有的美国精英，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让人看上去是对理性、现有秩序的一种认可。而愈发贫穷，看不到生活会变得美好的大多数民众的呼声，美国的媒体没有反应，于是看似粗俗，政治经验为零的特朗普，成了民众心声的代表，看似闹假成真，实际是美国政治需要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特朗普该是很“正常”地当上了下任美国总统。

　　英国的情况可能更多的是“地方”与“中央”，“全球化的牺牲者”与“从开放的金融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结果。更简单地说是英国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一场竞争。其结果当然也是多数派战胜了少数派。

　　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在其他国家也有所表现。2016年6月在菲律宾出现的杜特尔特政权是对阿基诺三世政权的一种反动。意大利宪法公投的结果，表现出的也还是改革的不易。在看似安定的韩国，朴槿惠总统闺蜜参政，让人很难认为韩国是个现代民主国家。至于朝鲜，则在刻意搅局，让国际社会不得不采用外科方式处理朝鲜问题。但处理后带来的结局也还是在增加不确定性。日本在安倍晋三治下保有着政治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在以增加军费，时刻准备与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摩擦，通过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不断推进与东亚国家的对立来维持的，日本的政治因素随时都能让东亚的稳定变为动摇。

　　至于法国在2017年上半年投票选举新总统、德国秋季举行联邦议员选举，则没有太多的悬念，这里连不确定性都说不上了。

　　不确定时代的国际经济

　　在政治不确定性的后面是国际经济的极大的不确定性。

　　开放的贸易体制对各国经济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拿数据说明问题的话，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

　　一个可以明确说明的事项是，世界经济增长率要明显高过货物贸易的增长率。换句话说，世界贸易的增加，对具体国家的经济增量的影响有限，至少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有用。

　　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强烈反对参加TPP，认为开放的贸易体制夺走了工人的工作岗位，要对一些国家的产品征收高额税赋，这在美国人看来理所当然。但目前尚很少有人论述如果国际贸易进一步减少的话，变动后的交换体制是否能够维持世界经济在3.5%上下的发展?表面上个别大国能从中获得利益，但更多的中小国家在国际分工体制下的生产与销售一旦被搅乱，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进一步下滑，最终会让大国经济受到影响，结果大国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不确定时代的另一个经济上的特点是，技术革新的停滞，革新性产品的枯竭。

　　很多时候我们从信息革命那里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比如微信的出现，给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纸媒电波之外，我们有了手机这个新载体。再比如，支付宝、快递的出现，让金融及服务范围发生的巨大变化等等有目共睹。

　　但是，另一个现象我们日常的观察可能不是很充分：劳动生产率在过去数年里出现了较大的下滑。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00年以后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较大、较快的下滑。为何下滑，笔者的一个判断是，技术革新，特别是生产技术方面的革新严重不足。往深里说，是IT革新目前尚没有给产业带来可评可点的具体效果。至少IT革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微信等信息革命、支付方面的变化、流通的最新进展，还远没有给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带来具体的成果。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世界资本(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是美国、中国等经济大国、欧洲等主要工业国家。真正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不多，论商业机会也还是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较多，这是最近十几年的投资格局，今后是否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资本是否会出现大量去美国投资的情况，目前还很不确定。

　　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实际是贸易、技术革新停滞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投资格局长期不变的一种不满。在改变世界格局的过程中，人们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不确定性。

　　中国商业机遇的一些特点

　　偶尔有和日本大企业讨论中国经济特点的机会。日本企业家会非常关心地问，中国经济的发展原因是什么?这种发展发生了哪些变化?

　　笔者所熟悉的是日本经济及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发展过程比，对外开放带来的资金与技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革新，但这个革新的动力(来自外部的资本、技术及市场)已经发挥到了极致，现在是使用中国资金、开发中国技术及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时代了。

　　中国持续对行政制度的改革，能够取消各种限制，降低税赋的话，中国现有资金一定能够在国内创造出新的市场，比如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等等。

　　中国的技术革新，过去主要集中在了IT领域，让中国出现了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和制造相关的企业，如华为、小米等等，主要集中在了通讯方面。中国的国营企业，比如造船、铁路、航天等，如何民营化，通过民营化的方式真正做强，目前还需观察。

　　具体谈2017年以后，中国的商业机会在哪里，如何抓住这些商业机会?笔者首先认为，中国6.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最大的商业机会。不论特朗普把话说得多么满，他想争取的增长率不过4%左右;不论多么不看好中国经济，但谈到2017年的发展速度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会在6%以上。从宏观上看，中国的商业机会比美国等国家多出很多。

　　普通的民间企业该重视哪些商业机会?在哪个领域里值得深挖?笔者认为，从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实践看，给全中国提供平台的领域，让民众自发自愿去那里交易的平台，最值得关注。部分行业，不受旧的行政体系干涉，能够和IT相关联的，也依旧有商业上成功的可能。

　　从地区上看，研发费用在GDP中占有比例最高的地方，也会有创新的活力。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研究机关较多，研发费用占了较高的比率，但不意味着北京、上海是中国最有研发创新机遇的地方。相比之下，深圳那些源自企业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开发，则代表了中国研发的方向，也最能让人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如果是制造业的话，今后沿江或者内陆的几个省会城市的发展该比沿海、北上广要强一些。劳动力成本、社会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相对较低，能显示出较大的比较优势。

　　尽管世界处于不确定的时代，但中国的发展速度，社会状况等相对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少。如果国际环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的话，中国的机会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在中国发展获得的效果也相对好许多。世界的不确定，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争取再上一层楼的一个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