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在不断破坏并革新，公共政策则对其进行规范与控制，至少传统观点如此。当下苹果和FBI的论战就是个绝佳的例子：苹果拒绝了让政策来规定其产品应如何加密。事实上，在涉及像Uber和Airbnb这样新兴的资源共享技术的时候，不可能不去考虑限制性的公共政策。

　　科技作为破坏者，公共政策作为监管者，这一看法已经渗入了流行文化。HBO的电视剧《硅谷》(Silicon Valley)将对破坏(disrupt)一词的过度使用作为笑点，而另一讽刺喜剧《副总统》(Veep)则夸张演出了华盛顿对规章制度、官僚作风和游说的“情结”。

　　而如今商业技术和公共政策的关系比起传统观点来更为微妙。在许多方面，这两者都相辅相成。比如说，公共政策可以培育新兴技术以及相关公司。联邦基金就孵化并培育了互联网、人工智能、GPS等基础技术。

　　在当今社会，技术岗位在职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工作的增长将高于平均水平。科技的高速增长对公共政策和商业科技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决策者需要整合有前景的技术方案，商业公司则想要在广阔的市场获取利益。对于这一趋势，技术极客(tech geeks)和政策研究者(policy wonks)需要摆脱“破坏者VS监管者”的死板印象，找到合作之道。

　　事实上，科创从业者常觉得公共政策不适用。商业技术公司的CEO和创始人，以及他们的投资人，认为有时候政策模糊，不够详细，严重过时，并对衍生效应缺乏远见。

　　为了加以改进并预防这些缺点，拟定中的政策应当考虑可能的后果，并应逐步推进，以评估实施效果是否符合预想。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决策者应当在拟定过程中参考那些以技术为出发点的专家意见。

　　研发的技术将产生政策影响的商业公司，应当是决策者合作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应当纳入创业公司的意见，而不仅仅是那些大公司。

　　事实上，对科创公司来说，很多时候，政策与其说是一种规定，更像是一种例外。然而这种影响仅限于那些早早认识到政策规定对其产品极其重要的公司或者是关心公共政策的技术专家。创业公司和决策者之间沟通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包括无人机制造商Matternet，电信服务公司CallFire和汽车租赁公司Getaround。这些公司的核心人员都很看重与政府部门的沟通。

　　商业科技部门和政策社群如何更好地整合

　　技术专家需要同政策制定者互授经验，而这一过程应当从学校就开始。在商学院，有雄心的企业家应当听一些介绍性的公共政策课程。科创公司应多注意那些对公共政策有兴趣或经验的求职者。各种规模的科技公司都应通过其相应部门分享相应的政策信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以及处于职业早期的科学家要利用身边的项目对公共政策进行学习。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应当考虑在公共政策机构担任指导者。

　　在这一方面，已经有着不少榜样。企业家和大数据专家Todd Park于2012-2014年在白宫担任CTO，关注如何通过技术政策、数据和创新使国家进步。其继任者Megan Smith曾是Google X的副总裁。另外，Steve Bellovin，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近期被任命为隐私权和公民自由监督委员会(Privacy and Civil Liberties Oversight Board)的首位技术学者，这是一家为总统谏言的行政部门下属的独立机构。通过这些行动，技术专家能够帮助决策者们制定更详细，更符合技术潮流的政策。

　　然而，固有的挑战也在所难免。科技创新天生就是快速的，一夜之间就可能在某家车库完成惊人的进化，这就注定了要与需要稳妥的公共政策来玩“你追我呀”的游戏。技术和政策之间的合作也许能为这一速度不对等的问题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举例来说，飞行员项目就可以小规模应用一些新技术。

　　还有许多创业公司抱怨公共政策是有钱人的游戏，创业公司和小型的科技公司根本没有资本同大型公司竞争。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政治献金、雇佣高薪的说客和设立自己的政策部门。但每个人都能学会公共政策是怎么回事，并且在机会到来时与决策者沟通。当geeks和wonks跨越了鸿沟走到一起，政策和产品都会受益。